楊德昌的處女作在內(nèi)容和結構上都已是他后期的路數(shù)了，唯有這個故事本身落入八點檔電視劇的俗套。他用這個女性在媒妁之言之外苦尋自我的故事來展現(xiàn)個人與自由主義在七八十年的臺灣的演變，与公在客厅添我荫蒂小说這樣兩件事的結合幾乎是顯而易見的。然而影片的敘事結構卻大費周章，框架敘事中兩個女性的回憶結構完全沒有抓到這類敘事的真諦，与公在客厅添我荫蒂小说尤其是進入到主要的情節(jié)時，視點便完全綁在張艾嘉身上，只為形成高潮部分的不確定性。然而這種不確定并非來自生命本身的神秘，而完全是人為造成薛定諤的貓之形式，仿佛是張艾嘉在壓抑著知道人是死是活的欲望。最終這種非常沒有效率的敘事模型造成了經(jīng)典的“兩個男人死去，而女性個體重生”的對比，而與此同時，影片里剩下的、以周美青為首的多種女性形象則退居二線，失去了劇情意義。